宋人演剧的讽刺性

作者: 沈从文
　
　　做戏的“打诨”，是历史上特许的专利，这种专利的获得，实包含一点儿不光荣的传统，即“帝王弄臣”。但枚乘司马相如词赋之臣，当时也一回待诏金马门，同样有帝王弄臣意味，所以这种不光荣也只是指它当时在帝王身边的抽象地位，并非指它在社会上的抽象价值。若就讽谏而言，在春秋战国时代，它的重要有时即恐怕比读书诵诗的儒者还切于实际，而容易有作用见效果。“优孟衣冠”这个典故的由来，即证明它的作用和效果，针对问题为当时儒者所不及。初期的戏既把讽谏和调笑两种成分相混，戏的本色长处是能机捷取巧，一语破的。短处偏重谐谑时，则易成琐亵，先或尚保留侏儒专事讽谏长处，后乃衍为纯粹调笑取乐，“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成为千古讽谏佳话；到柏梁台联句，郭舍人说的“吃妃子舌甘如饴”就近于专寻开心了。
　
　　唐代是个在佛道二教烘染下充满抒情空气的时代，事事都包含比赛精神，在娱乐方面更擅长花样翻新。文人做诗写小说，多见神见鬼的叙述描绘，等于用怪异抒情，所以不问真伪，一例都写得极其生动俨然。在戏剧歌舞上，自然更多新玩意儿。《旧唐书·曹确传》称：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啭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
　
　　这个记载出之于《杜阳杂编》。这还可说是追悼公主，逗引帝王开心，不免阔气一点。其实当时军阀要人大出丧，场面也就够得会花费会玩了。《唐语林》说：送葬者或当街设祭，……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幕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金饰画，穷极技巧。
　
　　大历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人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毕，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
　
　　缞绖者皆手擘布幕，辍哭观戏。事毕，孝子传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昭义节度薛公薨，归绛州，诸方并管内县于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至障河廿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三四百贯，互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事也。
　
　　属于丧葬礼仪，尚可安排得如此豪华热闹，至于其他吉庆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唐代每当帝王诞日，有集儒释道作三教论衡故事。史称徐岱、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请佛老，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白氏《长庆集》尚叙及在麟德殿内道场，沙门义林与道士杨宏元对垒情形。不过这事情说若极其庄严，其实却依然近于引帝王开心的杂耍节目一项。故高择《群居解颐》述及那个《叹百年》舞曲的大导演李可及摹仿大德高僧作三教论衡时，结果亦使得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优伶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衣以升坐，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非妇人何烦夫坐而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曰：“太上老君何人？”
　
　　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倘非妇人，奚待嫁为？”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附会经典作证，不惟不以唐突李家玄元皇帝和孔子为意，反逗得皇帝大笑，赏赐甚厚，这就是我所说的抒情空气！无忌讳寻开心的抒情气分，既普及社会，影响到文学、艺术、音乐、歌舞，当然都比任何一代还大得多。影响不到的，恐怕只是一些装模作样拘迂别扭的古文家脑子。说迷信，这种人才真真有迷信！一个李贺爸爸讳“晋”就不举进士，一个韩愈又费多大气力作《讳辩》，比起为三教论衡大笑的帝王，岂不是更迷信得多？
　
　　宋代是个理智时代，唐代人那点抒情气分，经过五代运用到歌舞男女方面，不幸成为江南西蜀灭亡张本。入宋后，风流宰相再不能用这个玩意儿和大统一帝王厮混，再被几个准备入孔庙配祀吃冷猪肉的读书人“子曰”一扫而光后，代替而来的就是说道理兴趣。因此一来，虽有帝王对于佛道的浪漫情感，加以渲染，也不成功了。真宗时代王清昭应宫的堂皇华丽，六七年经营，日夜加工，集天下名画手来竞奇赌异，末了却为一把天上无名火烧掉，放火的安知不是读书人？徽宗时代寿山艮嶎又筑得不是时候，花石纲忙得天下人不得宁息，神运昭功巨石，抬石头更忙坏了花腿兵士。可是末了金人围城，园囿中万千糜鹿花木，只合供城中兵民当吃的当烧的！读书人喜欢空说道理，表面上为辟谬理惑，去迷信，重事实，实在却仅争是非，辨真伪，立门户，生党见。时代禁忌益多，因之到处有反应。读书人如元祐诸党人，道学诸君子，使用于“人与人之间”时，即通通不肯放下这个武器，用来作反抗，否认，以及消极的攻讦。金人外患与新法内争，两者影响到宋代国运情形虽不相同，却共同于社会中培养这个讽刺风气，直到宋末，形于诗词，见于小说图画，真可谓无所不至。尤以使用于杂戏方面，更见得大胆而泼辣，巧慧而明智。或就帝王面前讽刺国政得失，或在权贵筵席讥诮当局颟顸。许多国家大问题，幸臣御史说来有杀头充军危险的，一个普通优伶，却常常于弦歌酒宴接杯举觞欢乐光景中，出之从容不迫，不以触犯禁忌为忧虑。虽说近于打诨，然所得效果，实意想不到。故《铁围山丛谈》记丁仙现事，当时即有“台官不如伶官”谚语。这类故事保留在并世文人笔记中，有些故事且因之即成后世通俗典故。
　
　　如以钦徽二宗北狩事作题目，《桯史》记一事。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并银绢万两匹，彩千缣，有诏就第赐宴，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席。有参军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诙谐杂至。参军方就椅，忽堕其蒙头，乃总发为髻，如行在之巾，后有大环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环？”曰“二胜环。”伶递以朴击其背曰：“你但坐太师椅，请取钱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
　
　　真可谓胆大包天，因此下狱而死，意中事也。然而这种冒险，不仅施于权贵，有时且施于帝王。《贵耳集》称：绍兴中，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帽环。进高庙。偶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环示之，曰：“此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放在脑后！”高宗为之改色。
　
　　同一讽刺用之于权臣，弄得一坐失色，虽不免杀身，用之于帝王，则只使帝王面上失色，并无下文。帝王在身分上得纳谏，所以同样事想来做戏的也不会赐死。这大约就是俗话说的“阎王不怕怕判官”了。
　
　　这类事有时若在公共地方表演，过于露骨时，或尚得牵连观众安全，所以《夷坚志》记《收三秦》打诨，点明题目时，即有观众散走情形。
　
　　壬戌，秦桧子禧，致昌，时龄，皆奏名，公议籍籍。
　
　　至乙丑春，优者即戏场设为士子赴两宫，相与推论知举官为谁。或指某某优长。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
　
　　问者曰：“朝庭不闻有此官！”曰：“汉梁王也。”曰：“彼是古人，如何来得？”曰：“前举是楚王韩信，所以知今为彭越。”问者嗤其妄，且叩厥旨。曰：“若不是韩信，如何收得三秦？”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去。
　
　　正与孔融讽曹操为曹丕纳甄氏，引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异曲同工。
　
　　讽刺用之国事，亦有因之成功的，《独醒杂志》记废折十 钱事，可作一个好例。和新法推行时郑侠绘《流民图》假驿传上奏，影响新法一样。若用现代人语调，则可谓“艺术救国”，无独有偶。不过当时郑侠却因此充军，触犯新法故也。
　
　　崇宁二年，蔡元长建议为折十钱，民间不便。优人因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其余。卖浆者以出市未有钱，可使饮浆。乃连食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上为之动，法由是改。
　
　　又大农告乏之时，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冠带衣裙被身之物，辄除其半。问之。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裤，蹩足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闻禁内，亦为罢议。
　
　　这与千年后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抗战以来只闻半通不通读书人常有上“万言书”的，内容多拘迂不切事实。虽不切事实，这些闭门造车的纲要计划，有时却又居然在一离奇机会中成为国家功令。行不通，办不动，批评得失虽照例可由报纸社论负责，其实社论也说不了什么。即说出，又等到上面从舆论反映来更改法令时，已到民不聊生程度，欲补救也来不及了。至于做戏的，可不大注意到对于这类问题抗议。
　
　　即抗议，效果一定更慢，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做戏的不仅大胆，而且头脑实在还聪敏灵活，许多事亏他想得出，做得到。如《齐东野语》记三十六髻事。
　
　　宣和，童贯用兵败窜。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 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
　
　　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名懒梳髻。”至童氏者则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讽失败者，黠而趣，恐亦唯宋代杂剧人有这个本领。
　
　　当时作大王将军的，大致有好些都是材不当位者，只是因缘时会而上台。所以用大王将军为讽刺题目，似乎竟特别多。如《坚匏集》述张俊贪财治生事，设计之新奇，正不让于宋院画抓题材方法。
　
　　南渡诸将俱封王，尊荣安富，而张循王尤善治生。其罢兵而归，岁收租米六十万魁。绍兴间内宴，有优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间贵人必应星象，我悉能现之。”因用浑天仪设玉衡对其人窥之，见星不见人。“玉衡不能猝辨，用钱一文亦可。”令窥光尧，曰“帝星也。”“秦师垣？”曰“相星也。”“韩蕲王？”曰“将星也。”“张循王？”曰“不见其星。”众皆骇。复令窥之。曰：“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在钱眼内坐！”殿上大笑。
　
　　不过若遇到另外一种大王，做戏的本只是与民同乐，并非存心讽刺，亦不免倒霉。《事实类苑》记党进事极有趣味。
　
　　党进不认文字，过市，见构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头两面之人！”即令杖之。
　
　　王安石行新法，连带花样多，时禁亦多，因之反映于戏文讽刺上，特别深刻而微妙。如《清波杂志》记蔡卞为相时伶人颂词：蔡卞妻七夫人，荆公女，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床第，然后宣之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指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中外传以为笑。
　
　　后人言“吃裙带饭”即从此出。不过这个名词的褒贬意义，古今似乎不甚相同。凭这个名词得碗饭吃，千年来都若十分可羞，有失丈夫气概，更失读书人气概。近二十年社会风气一变，小至于杀猪卖菜，大至于政治场面，任何职业，任何事业都以连亲带眷比较合手得力，且有用美人计攀藤缘葛得到富贵荣华，为世所歆羡的。戏文中提到这一点时，当然已失去讥讽意味了。又《桯史》所记一事，也和这个岳婿合作有关。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位居孟子上，与颜子为对。其婿蔡卞实主之。优人尝因对御，戏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明世真儒，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惧拱手云“不敢！”
　
　　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长为窘迫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后朝议亦颇疑窒于礼文，每车驾幸太学，辄以屏障其面。
　
　　《豹隐纪谈》称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学，以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说狂话的万世罪人，削去其从祀孔子，令国子监日下施行。
　
　　可见这个讽刺直接影响于朝议，后来便断送了荆公在孔庙的陪祀座位。
　
　　又如《南唐近事》记李知训一事，可为后世“刮地皮”一 名词作注解。
　
　　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政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觏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状。傍一人问曰：“何为者？”绿衣人对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
　
　　可见五代杂剧即如此。当时这类讽刺，虽多行之于内宴，若为帝王一人悦目爽心而设。然而侍宴从臣必相当多，所以讽刺效果，亦不唯使帝王开心变色，或给优伶得到很多赏赐，必尚有其政治意义。《铁围山丛谈》记丁仙现事，可明白那个作用。
　
　　熙宁初，王介甫当轴，神庙一切委听。号令一出，于人情难有适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多被降黜，后来者皆结舌矣。当时以君相威权而不能贴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丁仙现时俗但呼之为“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使为嘲，又肆其诮难。
　
　　介甫不堪，遂发怒欲斩之。神庙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府，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
　
　　又《倦游杂录》记丁仙现如何讽刺水利事，亦可见出这个大胆丑角讽刺的新而巧处。
　
　　熙宁十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图，伶人丁仙现（此作见）假为道士，善出神，一 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至大罗，见玉皇殿上一人服金紫，熟视之，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之。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又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窃问左右。
　
　　曰：“为奈河水浅，献图请别开水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语。
　
　　这正与《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等记王荆公言水利事同。记称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思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刘贡父的杂谑，就近乎从伶人口吻取法而来。至于无所为而为，纯以笑谑为目的，无其他深意的，《绳水燕谈录》记陈尧佐写字事，另是一种风格。
　
　　陈文惠善八分书，点画肥重，世谓之“堆墨书”。镇郑州日，府宴，伶人戏以大幅纸浓墨涂之，以粉笔点四 点。问“何字也？”曰“堆墨书田字。”文惠大哂。
　
　　正与《贡父诗话》记石介开陈尧佐玩笑相同：陈文惠善堆墨书，与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戏之，政事堂有黑板床长五六尺，石取白垩横堆其上，可尺者。谓公曰：“吾颇学公堆墨书。”陈闻之喜甚。顾小吏舁床出。
　
　　曰：“吾已能写口字。”陈为怅然。
　
　　从这类记载上可看出讽刺谐谑的形式，杂剧人用的多与普通读书人所能领会的幽默相通，亦可说对象都是上层社会分子，即反映上层分子的爱憎。若说匕首投枪，这种戏文才真够得上锋利武器称呼。这种讽刺于戏文中存在，于笔记小说中保存尤多。方法上多从《世说》、《朝野金载》取法，《碧云暇》、《鸡肋》是正宗，前者代表有计划的安排人事，褒贬随之，后者代表随手摭拾，无甚目的。然而这个作风容易得罪人，于是用“托古以射今”的笔法来写，《艾子杂说》就近乎旁门。抒情气分较浓重，不过看来也就若很多转弯抹角处，时代一隔绝，读者即不大容易明白内容隐寓何人何事了。这与党忌文禁自然大有关系，近于《铁围山丛谈》指的不肯结舌的故臣名士一种表示。若稍说得明白，即不免降黜，或在降黜后指为怨望，而将罪责加深。近代中国戏剧作者，虽多从外国取得一个剧本内含的形式，也依然还禀承明清传奇搭配角色方法，例有一二丑角，用中层分子身分在剧本中出现，演出时，这些丑角且照例极能吸引观众。可是目的只是泛指某一类型人物，论效果，或转不如宋代杂戏那种单刀直入揪住问题表现有效果。原因是当前真值得说说的，决不会到戏上去，至于一般现象，又好象不用说，为的是我们原本活在一个“讽刺社会”里，对社会有所讽刺，是不大济事的！且既活在那么一个社会中，不谨慎小心，很可能容易犯规矩，或发生比千年前“说韩信”那个人更严重的问题。或使观众因误会出麻烦。这事在宋人做戏时就发生过。《容斋三笔》说：俗呼冕为“天子冠”。范纯礼知开封，有旨鞫淳泽村民谋逆事。审其故，乃村人尝入戏场观戏，归途见匠者作桶，取桶戴之于首曰：“与刘先主何如？”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黔无所知以不应为，杖之足矣。”
　
　　一场谋逆灭族案，幸亏得一个贤府尹代为奏明，结果方打几下发落完事。万一遇到赵师罼，岂不要命。
　
　　《容斋三笔》和《事实类苑》记的两件事，都与戏中讽刺无关，不过借此可明白一点当时做戏情形。宋代内宴与官家筵会，优伶做戏，笔记所记多为应景凑趣，带点嘲谑性质。然公共场所如东京大相国寺前瓦市的戏，临安中瓦子的戏，或党太尉所见临时缚木为栏当街表演的戏，则似本讲史，“两汉”、“三分”必较多，甚或就同时代取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就正和《唐语林》载辛家大出丧时，孝子擘幕辍哭看《鸿门宴》、《尉迟公大战突厥番将》傀儡戏情景相合，可知还是唐代传来的。原因或是幽默过于精细时，普通人不容易懂。历史场面行动多于议论。易为观众理解接受。
　
　　至于做戏的不幸碰到党太尉，戏迷幸而碰到范府尹，真是各有气运。
　
　　现在看戏发迷的人，虽不用担心因为被大街上的箍桶匠告发，捉将官里去。可是写戏剧的，终究得存点戒心，凡事谨慎些，免得出其他毛病，陷人于不义。因古今人心有一点相通处，即实在容易从“娱乐”中取得“教育”是也。另外，讽刺现实，也容易招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