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

作者: 沈从文
　
　　有件事说来简单，作来困难，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恩怨，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就是书评。这个名词看来充满了矛盾，因为它目的有矛盾。它要兼顾好几方面：应该是一个作品的回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它恰如俗语所说“一石打三鸟”的那个石头，要打中的是作家，读者和他自己。
　　这里也许只有两只鸟，其一是作家，其一是读者。也许共有四只鸟，另外还有两只无形无色的大鸟，编辑先生和出版家。
　　也许那鸟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因为作家是一群，读者是一群。
　　石头只有一个，鸟儿那么多，书评当然不容易作了。书评家的工作反应，不是被人戴上了一顶谄谀的帽子，就是被人指为一件攻讦的武器，给人的印象总不太好，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稍有自信的作家，似乎照例对书评家和书评都缺少尊敬，看得很轻。这轻视的理由说来可笑，原来恰好是对它希望太大。
　　我们倘若真的轻视书评，那就到此为止，不用提了。若重视书评，对它一定抱有两种感想：一是觉得它“很”庄严，一是觉得它“容易”堕落。倘若它能尽职，比如说：它能将一个作品加以分析解释，扼要而具体的指出内容的得失，一切能作得恰如其分，见解既深切，透辟，态度又诚实坦白，且笔下生动亲切，本身还是一篇好文章，它沟通了作者与读者间的间隔，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言它是一个诤友，对读者言他是一个良友。它的意义当然是庄严的。但倘有人把书评目的当作媚悦友好，侍候编辑，应酬出版家，蒙蔽读者的工作，看作品不过浮光掠影，下断语又只是应景凑趣。随笔写来，敷演成篇。言之不诚，便用“政术”等等自饰欺人，它结果当然容易堕落。
　　理想的书评是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可是理想的书评，事实上在过去目前都不容易见到。一切事倘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将来，理想的书评也还得留在将来。他失败的原因还不在它想打许多鸟，只是被许多鸟所妨碍，无从打任何一只鸟。我们不能无条件的说所见到的大多数书评都要不得，但必须明白大多数书评在过去和当前情形中，实在不能十分尽职。不可免受宗派、友谊以及一个商业背景所控制所拘束，去理想距离还远。这些控制或拘束，有些方面也许将永远存在，负责的与其说是书评家的能力薄弱，不如派给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束缚。一个有见识知自尊的书评家，感于个人工作的重大，又明白习气之转深，他不甘沉默，依然有所作为，执笔时或者还知道如何努力减少那个牵制或拘束。
　　一个次一等的书评家，成就便难说了。
　　理想的书评有待于理想的书评家。一篇书评对作者读者同样有意义，当然不容易。但如果一个书评家，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长成有一贯的认识，对于一个作品的价值和内容得失能欣赏且能说明，执笔时不敷衍，不苟且，这样子写成的书评，至少对于读者是有意义的。理想的书评家，应当是懂得各种作品且能够极中肯的说出那个作品得失的人，这种书评家的产生，固有待于从事书评者本身能力的培养，以及责任意识的觉醒，另外，也还得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关心，以及对书评价值加以重新的认识，方有希望。
　　这里是我们当前的一点事实。我说的是作家的小气，自私，——尤其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作家，量小褊窄处说来真令人难以相信。欢迎莫名其妙的捧场，难忍受斤两相称的忠告，大部分作家具有这种不健全的倾向，刊物编辑是明白的。编辑欲刊物热闹持久，照例又需要作家的帮忙。因明白作家这种小气自私情感，很容易转而成为不合作的行为，不能不小心，对于书评者的书评，所给的范围可想而知。一个出版家又另有他的生意经，把书评看得更“物质”一点，或用书评作为广告以外的应酬，略有点缀，所有书评，当然褒多于贬。或彼此之间也略有抑扬，然终不能与商业习惯背道而驰。巧黠者甚至于把变相的广告，以及用一纸书券诱来的读者感，当作书评，设法载出。书评消极的被三方面限制于前，积极的又被这种无价值的书评混淆于后，当然越来越不能给人注意，地位越来也越低落了。
　　涉及出版家的事，为营业起见，当然得印行各种书籍，书籍出版后当然尽力推销，我们对之似不能作何种希望。补救方法有一个，就是读者此后遇到什么出版月刊新书月报以及类似这种刊物，赞美到什么时，且作有保留的注意，捏紧荷包，就可以少受一点损失。
　　对于刊物编辑人呢？必需他能多负一点责任，多有一点业务上的尊严，爱朋友也爱真理，承认现状之糟糕，且知道如何努力慢慢的来打破现状。
　　对于作家呢？真需要变一变态度，对书评有种宽容，大多数作家把书评只看成一个人对于某种作品一点反应，一点意见，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个作家既有把作品散播于群众的权利，就得承认读者有对于这个作品自由表示感想的权利。一个作家作品对象是现在未来无数读者，读者之一近于攻讦的批评，他不会在意，有意阿谀的批评，他也不会在意。要书评能成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门，帮助新文学在建设上繁荣，必先来努力解放书评，使它比较多一点自由发展的机会。
　　年来常有人拈起“中国为什么无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来讨论，因此有机会拜读了许多名人的名字，明白好些重要事实。可是大家都似乎疏忽或避开了一个小小事实不谈。我们在任何刊物文学上，都可以发现“自由”这个名词，殊不知事实上我们这个文坛就那么不自由，文学口号上最普遍的是“打倒偶像”，殊不知事实上有多少作家编辑就正在那里小心谨慎给我们在重造偶像。结果成为少数作家市场独占而多数作家出路毫无，书评家想欲有所纠正，打倒偶像，书评写来又不那么自由。文坛上的作者集团和编辑集团，如果惟以巩固当前利益支持当地为基础的态度不改变，就无形中在奖励平凡，奖励摹仿，奖励捧场和谄媚，且奖励作家放下笔来联系结友，位置书评家成为一个清客。想从这种情形中产生伟大作品，岂不是痴人妄想？
　　我们对于作家态度编辑态度自然的转变，倘若无可希望，又明白社会上某种不好习气，日趋堕落，虽能够产生“伟大”人物，却实在无从产生真正伟大作品，书评的自由解放也正是整个文学运动的自由解放，书评家似乎还应当好事一点，来努力共同实现一个专载书评的刊物。这刊物不受任何拘束，完全以善意和热诚来注意一切新作品，批评一切新作品，对一切习气所疏忽时髦所称颂的作品，都老老实实的来给一个应得的估价。它也许和作家个人都显然离得很远，却将和整个文运的发展关系异常密切。我希望有这种好事者。因为我看看似乎也惟有这样的刊物，书评本身才会从读者中重新建设一个庄严印象，否则书评家就只好沉默，一说话，倒真象个清客，所有工作的意义，除了维持这个虚伪的不健全的现实场面以外，别无作为可言！
　

　　【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