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作者: 沈从文
　
　　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乐昙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
　　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大已增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市长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
　　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
　　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对于本国老百姓却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只增长了些奴性，浅薄到以能够说话如洋人而自豪，俨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层。有些教会大学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干妈为得意，即以大学生而言，当时寄住各公寓的穷苦学生，有每月应缴三五元伙食宿杂费用还不易措置的。另处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大学生，却打扮得油头粉脸，和文明戏中的拆白党小生一样，终日游荡戏院妓院，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乡中就有这种大学生，读书数年，回去只会唱《定军山》。社会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专家或好学生，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却不能发挥专长，起好作用。总之，不论“大帅”或“大少”，对人民无情都完全相同，实在说来，当时统治上层，外强中干，已在腐烂解体状态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凡受过五四运动影响，以及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认识的人，都肯定这个旧社会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国家也才像个国家。一切的确是在重新安排中。
　　时间过了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革命火热斗争中，社会完全改变过来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帅或大少，一堆肮脏垃圾，都在革命大火中烧毁了。我看到北京面目的改变，也看到中国的新生。饮水思源，让我们明白保护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决不能退回到过去那种黑暗、野蛮、腐败、肮脏旧式样中去。
　　去年冬天，因全国政协视察工作，我又有机会回到离开二十三年的家乡去看看。社会变化真大！首先即让我体会得出，凡是有一定职业的人，在他日常平凡工作中，无不感觉到工作庄严的意义，是在促进国家的工业建设，好共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越到乡下越加容易发现这种情形。他们的工作艰苦又麻烦，信心却十分坚强。我留下的时间极短，得到的印象却深刻十分。自治州首府吉首，有一条美丽小河，连接新旧两区，巴渡船的一天到晚守在船中，把万千下乡入市的人来回渡过，自己却不声不响。我曾在河岸高处看了许久，只觉得景象动人。近来才知道弄渡船的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人。苗族自治州目下管辖十县，经常都可发现一个白发满头老年人，腰腿壮健，衣服沾满泥土，带领一群年青小伙子，长年在荒山野地里跋涉，把个小铁锤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像是自己青春生命已完全恢复过来了，还预备把十县荒山旷野石头中的蕴藏，也一敲醒转来，好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仅仅以凤凰县而言，南城外新发现的一个磷矿，露天开采，一年挖两万吨，挖个五十年也不会完！含量过百分之八十的好磷肥，除供给自治州各县农业合作社，将来还可大量支援洞庭湖边中国谷仓的需要。这个荒山已经沉睡了千百万年，近来却被丘振老工程师手中小锤子唤醒！不论是双目失明的渡船夫，还是七十八岁的老工程师，活得那么扎实，工作得那么起劲，是为什么？究竟是有一种什么力量在鼓舞他们，兴奋他们？可不是和亿万人民一样，已经明白自己是在当家作主，各有责任待尽，相信照着毛主席提出的方向，路一定走得对，事情一定办得好！人人都明白，“前一代的流血牺牲，是为这一代青年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平坦的道路，这一代的勤劳辛苦，又正是为下一代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全中国的人民老年、中年、壮年、青年和儿童，都活在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中，都在努力把自己劳动，投到国家建设需要上，而对之寄托无限希望，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把它和旧的种种对照对照，就知道我们想要赞美它，也只会感觉得文学不够用，认识不够深刻。哪能容许人有意来诽谤它，破坏它。
　　就在这么社会面貌基本变化情况下，住在北京城里和几个大都市中，却居然还有些白日做梦的妄人，想使用点“政术”，把人民成就抹杀，把领导人民的共产党的威信搞垮。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到处趁势放火。
　　当鸣放十分热闹时，曾有个青年学生，拿了个介绍信来找我，信上署有小翠花、张恨水和我三个人名字。说上海一家报纸要消息，以为我多年不露面，对鸣放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必代为写出上报鸣不平。人既来得突然，话又说得离奇，并且一个介绍信上，把这么三个毫不相干的人名放在一起，处处证明这位年青“好心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现在又正在干什么。我告他，“你们恐怕弄错了人”，就说“不错不错”。又告他，“我和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就说“那是随便填上的”。一个介绍信怎么能随便填？后来告他我年来正在作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行得慢，怕配不上社会要求。如要写文章，也有刊物登载，自己会写，不用别人代劳，请不用记载什么吧。这一来，连身边那个照相匣子也不好打开，磨了一阵，才走去了。当时还只觉得这个青年过分热心，不问对象，有些好笑，以为我几年来不写文章，就是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心里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唯有新中国才有机会来这么作，为新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打个基础。目下作的事情，也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人民有实用。现在想想，来的人也许出于一点热情，找寻火种得不到，失望而去时，说不定还要批评我一句，“落后不中用”。
　　我几年来在博物馆搞研究工作，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工作正是新中国人民共同事业一部分，而决不是和社会主义相违反的。新中国在建设中，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诚诚恳恳、为人民共同利益做事的专家知识分子，不要玩空头弄权术的政客。
　　我为一切年青人前途庆贺，因为不论是远来北京求学的青年，或是行将离开学校的家庭，准备到边远地区或工厂乡下从事各种生产建设的青年，你们活到今天这个崭新社会里，实在是万分幸运。我们那一代所有的痛苦，你们都不会遭遇。你们如今跟着伟大的党，来学习驾双钢铁，征服自然，努力的成果，不仅仅是完成建设祖国的壮丽辉煌的历史任务，同时还是保卫世界和平一种巨大力量，更重要是也将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争解放各民族友好团结力量日益壮大。打量作新中国接班人的青年朋友，你们常说学习不知从何学起，照我想，七十八岁丘振老工程师的工作态度和热情，正是我们共同的榜样！
　

　　【按】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